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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作文(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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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作文

  《万历十五年》,名头很大,总觉得自己之前读过,即使没读过,也考虑到曾经读了《明朝那些事》,或许没必要专门去读《万历十五年》。

  也是这次读书会,促使自己真真正正坐下来好好读一读这本书。读了之后才发现,这本书包罗万象,有很多值得我学习和思考的地方。

  一方面是黄仁宇独特的写法,似乎能证明科学与艺术是相伴相生的。黄先生虽然是研究历史的,但不得不说他写这本书的方式方法是典型的工科做法,或许这也是搞研究的科学方法吧。首先他选择了一个科学研究最标准最典型的方法——排除干扰法,选择最平淡、无其他因素干扰的一年——开始研究大明王朝,或者说研究封建王朝,探询王朝兴亡的本质。其次他选择了不同个体比较的方法,从七个不同的人物视角描述了巍然耸立的王朝内部细节。最后是他选择客观真实地记录“实验”结果,不掺杂个人主官意志。尤其是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描写没有张居正的王朝运转日常,表现出黄先生很喜欢也很善于用侧面细节描写反衬主题主线。总之,黄先生的写法让我感觉到,不管文科还是理科,研究问题的方法是一样的,最终两者终能殊途同归。

  另一方面是申时行的生平,好像在说读书就能够读出个宰相来。我们承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们也承认每个读书人的职业生涯规划“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目标就是当宰相,但我们也要承认有很多人追求的是宋朝赵恒的《劝学诗》中写到的那样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因此,读了“首辅申时行”的章节,我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读书就能做大官?申时行是靠读书读出来的,是在张居正的提拔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只知道他考上进士,进了翰林院,后来当了首辅。他被人评价“老成”,是因为编撰整理了本朝的历史,其实可能就是眼界开阔些,经验丰富一些,但他处理事情的能力不得不说还差一些。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毫不影响他的仕途晋升,毫不影响他拿几千年来的经验稳住当时的王朝。真真的应了《圣经》里那句话“太阳之下没有新鲜事”。

  第二个问题是京官就能管天下?这一章节里也介绍过,申时行之前的大多数首辅,都是终身在京为官,从未到地方上去任职,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没有基层经验能够管理好国家吗?且不说我们现在常常提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拿秦朝和宋朝来说,商鞅是变法前实地查看了秦国的风土人情,王安石年轻时不愿做京官只愿做地方县官,莫非这只是谋划改革、胸怀大志的的特质?

  第三个问题是个人人生规划到底应该是什么?不得不说,我们现在的国家体系比封建王朝完备许多,当然也还能看出不少以往传统的痕迹,毕竟我们的历史上下五千年,还是要有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的。所以,个人的人生规划,还是要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同时要把握现实需求,真正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比如说我个人,作为研究所行政管理的一员,如果仅仅停留在以往的“身份管理”上,学习晋升级别的制度,必定跟不上时代,必须看到现在是人才引领发展的时代,沉下心来到科研一线看看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才是正确的成长途径,才能找到正确的管理方法。而且,黄先生已经教了我们方法——从不同的人物视角探寻单位运行的细节——下面要做的就是用实践检验真理了。

  最后呢,还想跟大家探讨交流一个问题,万历皇帝是“活着的祖宗”,而我们目前的单位,尤其是企事业单位,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祖宗呢?面对这样的祖宗我们又能够采取什么办法呢?而这样的祖宗的存在,到底预示着什么样的王朝发展局势呢?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作文

  明朝时,集权已经达到了高峰,废除丞相制度,文官集团日益强大,但是建设却极其落后,依靠多次翻修的城墙巩固国防,待倭寇入侵才开始培训新兵。天下的奏折,评判的标准则仅仅依靠仁礼道德,没有强而有力的法制建设,文官集团越发强大,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最终走向灭亡。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古以“礼”为尊的国度,从民风淳朴的先秦、百家争鸣的春秋、诗词盛行的唐宋,甚至是大部分民族的传统文化已失传的今天,传统道德的渗透力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它就像是手表中的齿轮,在历经时光岁月的磨损之后,终于在运作中发出了不和谐的噪声。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作文

  万历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一批历史人物在黄的笔下重新闪现出灵光,掩卷而思,我们也不得不考虑人在官场,特别是中国社会应该如何适应。

  读这本书,使我想到一句夏新公司总裁李晓忠会议上的话:“如果你现在对党不满意,则更要入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她!”诚然,对中国社会也是如此,如果你想改变中国社会,则首先要适应这个社会上的规则,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改变社会。

  但在万历时期,却没有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万历帝采取消极的做法,使得朝内矛盾增加;张居正采用高压策略,令压力在其去世后瞬间爆发;申时行总结经验,却采取中庸之道,基本一事无成;海瑞用其独有的性格,在精神上可以照耀千年,却无法与现实接轨;戚继光虽心有国家,外在表现却是组建私家——“戚家军”,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综合以上,我说充分认识到“目的”与“途径”各有所重,可以说,目的重要,达成目的的手段更加决定努力是否成功。很多人都可能想为国家出力,但如果途径不对,则目的无法达成。

  中国毕竟不具有一个直来直去的文化,大家讲“面子”,重“含蓄”,所以做事的手段就更显重要。在西方,“沟通”同样是一门科学,而在中国“沟通”却更重技巧。即然是技巧,作为当事人就要有识破别人真实目的的能力。

  万历皇帝在别人指责张居正之时没能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所以酿成后来的一系列问题与错误。所以这要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一个人做一件事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达成的效果是什么?这都非常重要!

  正如唐朝魏征所讲,一个连亲情都不顾,边儿子都可杀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所以,一个人做事情如果违反大原则,其心术则肯定是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也不提倡海瑞似的作风,因为人毕竟是人,有“阴”、“阳”两面,即私俗与奉献精神并存,所以在制度完善的情况下,肯定比要好的多。

  所以,今后一定要记住,要改变社会,首先要适应社会;要改变一个人,也要首先与这个人建立良好关系。同时,要认清一个人,首先看其言行,但最主要是重视其言行背后的真实目的及即得利益者到底是谁。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作文

  黄仁宇说:“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为什么宁愿维护落后,也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呢?原因当然就是安全。发展商业资本,扶助先进的经济,当然可以增益全国财富,但是发展先进经济引起的差异,不免带来动荡;而私人财富一旦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又为王朝安全之累。有着这种种风险,视帝国为一己私物的皇帝和力求保位升迁的官吏们,自然宁愿因循守旧;即使偶一有了深远见解的勇夫稍稍迎合了这种变革的趋势,也会立马淹死在“祖宗之法一字不可易”的唾沫星子之中。政事上也是如此,注重的是的安定,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了少数人,只要能维持大局就行。军事上也是如此,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就应全盘放弃,代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应集中管理。但是泱泱帝国没有能力也不允许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部分的修补。反观我们当今,是不是也有着这种隐忧呢?为了稳定,我们放弃激进有力的改革措施;为了稳定,我们只周旋于政治外围做小修小补的敲打,而不敢触及根本;为了稳定,我们宁愿翦灭异己听到整齐划一的颂歌,而不愿听到真实的叫喊……

  万历十五年,表面看去,四海升平,不过是平平淡淡的一年。然而在黄仁宇先生锋利的剖析下,各种陈旧腐烂的病因毕呈。正如先生所说:“表面的安宁永远是虚幻的。”我不知道,在现今这个我们自称着繁荣稳定、歌颂着太平盛世、表面上生机勃勃的社会,用黄先生锋利的刀一划,是不是也会发现皮下种种腐烂的肌肤和筋络?

  1587年,欧洲文明正摆脱着中世纪阴影而焕发出勃勃生机;1587年,中华帝国却在歌舞升平中走向死亡。中国不是在有清三百年才衰落下来的,但是中国同样不是在1587年才开始衰落。一种制度,在形态完全展开的一瞬已走向腐朽。而其后的表面摇曳,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腐朽的制度束缚了经济,大帝国渐渐衰弱老去,气息奄奄,日薄西山。僵化的使社会发展已至山穷水尽地步,没有全面改革和全社会参与,任何个人行为都属无济于事的小小敲打。

  《万历十五年》中也写到力图振作的皇上、精明强干的首辅、勇猛老练的将军,但是这些努力在与腐朽的制度的冲突中无异鸡卵,于是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所说的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在此显露无疑。的先进与否决定了其后经济发展的爆发或衰败,决定了国家实力的变化和地位升降,甚至使一种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较量中毁灭死亡……我们的改革,自经济的修补开始,渐至结构调整,至经济,然而最终总会落在政治。我们在外围敲打半天,最终还是无可避免的要动真章。看传统政治对经济影响的历史教训,我们还想借着安定团结的幌子拖延逃避几日?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作文

  说来惭愧,《万历十五年》这本写于1978年、1982年即在发行并引起强烈反响的书,我在93年、94年才知其名,95年才得于一观。

  记得在《书屋》杂志上有一篇谢冕先生的文章,谈到自己喜爱的书,其中就有《万历十五年》,并且他还强烈推荐大家一读。当时年轻,读书甚为偏狭。虽然有先哲的教训说:“读史使人明智”,又有伟大领袖因为通读历史而明了人事国情进而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终掌国柄的故事,但我早有成见,以为历史不过是零碎事件的堆积,是用来寻找论据的故纸堆,以为研究历史不过就是乾嘉之学,加上中学大学学习《中国史》带来的后遗症,所以对历史书望而却步、敬谢不敏。

  除了几本我党领袖发家史,为了猎奇;范文澜的几本《中国通史》随便翻翻;一本韦尔斯的《世界通史》,作为培养大局观而用;一本《史记》当作“无韵之离骚”的散文读;一本《东周列国志》还只能称为历史小说;几本新旧《唐书》是为了和《唐才子传》、《唐诗故事》两相参照。当时自己的感觉是:正史太凌乱琐碎,而历史小说又太浅显无意味;将来也许会读一些历史书,但那也是为了更好的寻找论据和利用论据;总之,历史书给我的阅读体验是很差的。既然看到谢冕先生的推崇,自然心中多了一分留意。恰恰自己所在的学校图书馆小,里面竟然找不到这本书,新华书店里也未见到。大半年过去,遍觅不得,好奇心渐渐淡去。

  95年一次千里访友,途经一小镇,适逢大集,随眼一扫,竟然在一不起眼的旧书摊上发现此书,急忙买下,正是三联书店的正版书。如此巧遇,实是有缘。那一次的阅读体验是强烈的冲击:原来历史书可以这么写,原来历史可以是这个样子。这种震惊和耳目一新的感受相信很多人有过。此后这本书便留于枕边,时时闲翻,每每给人新的感触,但因为烦于冗务,对此未能深究。现在看来,感触只是感触,还是风吹即散的胡思乱想,真辜负了当时眼界为之一开的欣喜若狂的感觉。

  一、这本书改变了我对历史书对历史的看法。

  历史是枯燥无味的,是只需要背一背的课程,相信这是很多人从中学时代得来的印象。

  翻翻二十四史,卷帙浩繁,帝王将相,如果不是看看故事,寻些典故,学点立身处世的狡黠,谁还会将它看作历史专业书籍以外的读物呢?通过浅翻,我对历史的模糊印象一直是:历史不过是一些事实的简单堆积,是对历史史实的冰冷客观的描述,是陈腐的,无趣味的。

  这种从受过的历史教育、从国内历史书籍中得出的印象,如果不是机缘巧合看到一些外国的新鲜的东西,很难想象历史也可以写心态、写文化、写地理并且写得鲜活。

  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需要历史教育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么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知识结构不致欠缺,掌握一些应知的历史史实?还是使我们明了老祖宗文明的博大精深,增强所谓的民族自豪感?

  答案当不应如此,“读史以明智”(李世民)、“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列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从历史中寻求历史之教训”(陈寅恪)、“不了解一国之历史则不配为一国之国民”(钱穆),我们当应从历史教育中锻炼我们的史识,明事理,切时用,而不是学些常识,记几个知识点。

  目的决定手段,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历史教育?研究政治史,满眼的帝王将相,充斥的是主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意义是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这种干瘪枯燥的历史教材又能够让我们提高多少洞察力呢?早在美国历史学家J·H·鲁滨逊就提出:要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与感情”;法国的年鉴学派更是极大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人类学、人口史、社会史、生态文化地理史、心态史以及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在年鉴学派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详尽的探讨起文明由生到亡的发展历程;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提出了“全球历史观”……

  这些二十世纪初的史学在西方早已如火如荼,但似乎一点也没有反映到我们的历史教育上,依然岿然不动波澜不惊的是僵化的八股,干瘪的教条,使人望而生烦。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容也许在历史专业里面不算什么,但是似乎对国内的普通读者却一直圈着高墙,没有几本普及读物涉及这片万紫千红勃勃生机的花园,似乎历史普及只限于“戏说”、“帝国”、“王朝”之类披着历史外衣的现代剧。

  僵化的思想局限了人们的视野,这可以算作一个原因。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消磨了历史学者的个性和勇气,是他们对历史学方法缺乏反思和创新精神,因而造成历史学著作的死气沉沉。而另一方面,故作高深的理论和生硬搬用的各种术语,又刻意给学术著作和论文垒起高墙。

  学术著作似乎和自由活泼的文风势成水火,文字生动流畅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就没有学术价值,而那些佶屈聱牙只能由少数人看懂得才是学术著作。这种刻意营造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似乎可以遍见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

  同时,作茧自缚故作清高的虚荣和自由思想挥洒文字能力的欠缺,使历史学者们鄙视通俗写作,因而也造成了高质量通俗历史读物的缺乏。我们能够面对的要么是干瘪乏味,要么是胡编乱造,也就渐渐消淡了对历史的兴趣。让“普通大众”所接受与学者的学术志向就必然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吗?历史学一定要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吗?历史学家可不可以具备一些在社会上传播历史真实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呢?

  同时我被《万历十五年》打动的还因为作者的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具体的史实考据,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会仅仅满足于钻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注定会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他必定会依据自己所认定的进步或腐朽的标准来看待历史,并且按照他自己心中的某种他认为对社会有利的图式来选择、安排和强调他研究的题材及其事实材料。

  伟大的史家大都是基于现实关怀而思考,并研究和总结历史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成就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巨著《史记》,就在于他首先是极具思想性的社会人,对现实有着深切的体察和忧虑。司马迁之“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清楚地反映出其研究历史的志向所在。

  修昔底德之所以能写出不朽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正在于他立志要“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决心通过正确总结历史,来创造正确预示未来的重要途径。通过其在著作中对民主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公开颂扬,我们更能够体会到他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关怀,和建立在这种关怀基础上的思想的前瞻性。

  通过《万历十五年》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作者截取一个断面,仔细析清当时社会脉络,深刻剖析其经济社会结构,所为的不过就是为了揭露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反而保护落后经济以维持王朝的安全……等种种上的弊端,其目的还在于通过“技术的角度”、“数目字管理”,为中国发展寻出路。且不论他所提倡的“中国的的目的,无非跟随着世界趋势,以商业组织的办法,代替昔日农业生产方式里以多数小自耕农为基干组织的办法,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是否绝对正确。为什么现代型的经济不能从传统社会的架构中脱胎出来?以现代商业组织代替传统的农业组织其具体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的剖析已经激发了我们的共同的思索。

  《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打开了我的视野。通过《万历十五年》及随后读到的一些有关历史的书籍,我明白了研究历史有多种角度:不仅仅是那些帝王将相的历史,也可以涉及平凡人物的心态和性格;对历史事实,不仅仅是说明“是什么”,也能够通过分析和剔别,说出“为什么”;不仅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个别人物的历史,也可以是总体的社会的历史,“从底层向上看的历史”……我知道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写法,可以写的生动流畅活泼有趣。只是可惜,这种类型的书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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