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

方言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

张振兴

一

Ξ

语言的教学需要语言研究的支持。对外汉语教学需要汉语研究的支持。检验语言研究是否做得好,汉语研究是否做得好,对外汉语教学见效的程度是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教外国学生学习汉语入门,大概对汉语教学法的要求比对汉语研究的要求更多,因为这时候教的是基础汉语,怎么把基础汉语讲得准确生动,让外国学生尽快掌握汉语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这是需要有一套成熟的汉语教学法的。但是对已经过了汉语入门这一关的外国学生来说,大概对汉语研究的要求就会越来越多。他们需要更深层次的汉语知识,需要复杂一些的汉语能力,甚至需要通过汉语了解汉语社会的人文历史,以及跟汉语相关的其他东西。在这个需求里面,汉语方言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些帮助。汉语是什么?表面上看这不是一个问题。汉语是我国最重要的语言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之一,使用汉语(包括华语)

Ξ本文原稿曾在1999年4月23-25日,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举行的庆祝《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会后做了修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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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数多达十几亿,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这几乎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深究起来却并不这么简单。汉语不但有古今之分,而且有书面口语之分,还有通语方言之分;汉语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之一,但汉语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跟汉语社会相联系的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极其深邃、久远、广阔的文化。因此汉语是一种深刻的社会文化知识。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汉语,就可以看到汉语的概念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是极其复杂,极其丰富多样的。对于需要深层次的汉语知识和汉语能力的外国学生来说,讲一讲古今汉语的变化,讲一讲书面和口语汉语的差别,讲一讲通语和方言的不同,讲一讲跟汉语有关的文化和知识,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本文主要讨论通语和方言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这里所说的通语就是通常所说的普通话。通语和方言的关系就是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普通话和方言构成了现代汉语,构成了今天的汉语环境,形成了今天的整体汉语。现代汉语具有统一性的一面,又有分歧性的一面。统一性的一面指的是汉语具有高度统一的语言结构规律和发展演变趋向,还具有高度统一的文字系统;同时指随着政治的统一,经济的发展,交通的发达,文化的普及,普通话得到了极大的推广,在我国的语言生活中取得了广泛的认同。分歧性的一面指的是汉语内部方言纷繁复杂,尤其是我国的东南地区方言之间的分歧有时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大,所谓“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完全不是夸张之词,即使在广大的官话地区,内部的方言差别也十分引人注意。表现在语言交际中,普通话虽然通行范围很广,但大多数人口语所说的是一种带有浓重方言口音的非标准普通话,方言影子是难以消失的;在不少地区,包括一些官话地区,普通话很不普及,方言仍然是平时最主要的交际工具。这就是我国语言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认识这种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是有用处的。教授外国学生学习汉语,尤其是学习汉语入门,当然要学习尽可能标准的普通话,不应该也不可能首先去学习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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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方言。但是在高年级的汉语教学中,应该讲一点汉语的统一性和分歧性,应该讲一点汉语方言的知识,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背景。这样做有很多好处。可以提高学生对整体汉语的认识,善待汉语丰富的资源,真正把汉语看成一种巨大的财富;更重要的是可以大大地提高学生在广大的汉语交际社会中的适应能力。

二

下面从汉语方言出发,举一些例子,说明在高年级的对外汉语教学中,讲一点方言知识是有好处的。语音的例子比较复杂,也比较枯燥,可以先从略不说。这里只举词汇和语法的例子说一说。

词汇的例子。称呼中配偶女性的一方,书面语可以称“内人、内子”,或谦称“贱内”。文言通行“夫人、太太、妻子”。但口语多称“老婆”,在汉语方言中几乎南北通行,流行范围很广,从北边的哈尔滨到南边的广州。济南、扬州、南京、上海、杭州、宁波、南昌、福州、萍乡、南宁(平话)都可以包括在内。当然,同是“老婆”有时用

(丈夫)对举;福法还有差别。例如南京多用于老派,常常和“老爹”州用作谑称,同时也用来指称老年妇女;南昌说“老婆”在听感上有

点儿粗俗。北方地区还有很多地方通行说“女人、女的、媳妇”。除此之外,汉语方言里还有很多的说法。例如:温州说“老安、老安人、老安儿”,萍乡说“婆娘、婆佬”,南京说“马马”,上海说“娘子、家主婆、屋里个”,扬州、长沙、武汉说“堂客”,宁波说“屋里人”,崇明、南昌说“女客”,丹阳说“老马、女过”,苏州说“家婆、家小”,建瓯、福州说“老妈”,厦门说“某、牵手、妇人人、厝里”,忻州、万荣、银川、西宁、西安、洛阳说“婆姨”或“婆娘”,徐州说“家下、家来”,乌鲁木齐

(借自维吾尔语,原义是说“央格子”“嫂子、大嫂”的意思),等等。以上这些说法都还是通称,如果带上一些修辞色彩,那就更加丰富

多彩。例如温州旧时称正妻为“正娘”,相对于称妾的“姨娘”而言,又有“路头妻”的说法,指与男人有露水姻缘的女人;哈尔滨还管自44

己半老的妻子叫“老半口子”,有时干脆就叫“老半”,表示一种亲昵的意思,口语里还常常说“老娘们儿、屋里人儿”,包含一种随意的意思;柳州称老年妻子为“奶老”,时下又通行“老爱”,这是“爱人”的一种随便的说法,用于称述,也可以指男方。

民以食为天。在多数情况下,汉语的“饭”指每天定时吃的食物,北京话说“早饭、午饭、晚饭”,山东很多地方说“早上饭、晌午饭、下晚儿饭(或夜饭)”。如果笼统地说吃饭的“饭”,南方地区一般指的是米饭,北方地区可能指的是馒头,也可能指包子、面条,现在有些地方也可能指的是米饭。可是“米饭”指什么,南北地区有很大差别。南方地区只有大米才叫米,小米叫黍或粟等,所以米饭是指大米、稻米做的饭。北方以前多数地方不种稻子,口语里没有大米和稻米的说法,米指的是小米儿,所以米饭多指小米儿做的饭。有的地方更特别。例如山东沂水“米饭”指小米儿粥“干饭”,指小米儿饭“,大米饭”指大米粥“大米干饭”,才是指大米做的饭,要是用黏性小米儿做的干饭就叫“黏粥”。类似的例子在沂水方言里有的是,例如管饺子叫“包子”,管肉馅饺子叫“肉包子”,管手制的鲜面条叫“面汤”,管馅饼叫“火烧”,似乎跟我们平时的理解很不一样。这种现象其实在方言里是很平常的。

我们还做了一个小小的比较。“酸”字在《现代汉语词典》分为两个单字条目“,酸1”有四个义项:(1)能在水溶液中产生氧离子的化合物的统称,(2)像醋的气味或味道,(3)悲痛;伤心,(4)旧时讥讽文人迂腐。“酸2”又作“痠”,因疲劳或疾病引起的微痛而无力的感觉。两者加起来是五个义项。以“酸”字作首字的条目共1,其中“酸酐、酸根、酸碱度、酸雨”是化学等学术名词“酸楚,、酸辛”是文言成分。真正口语里常用的条目只有“酸败、酸不溜丢、酸菜、酸懒、酸溜溜、酸梅、酸梅汤、酸牛奶、酸甜苦辣、酸痛、酸枣”等12条。再以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银川、西宁、贵阳、西安、乌鲁木齐、洛阳、太原、忻州、扬州、柳州、南京、丹阳、金华、南昌、厦门、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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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梅县等17种方言词典作比较“,酸”字的综合单字义项是八个,除了上述的(2)(3)(4)和“酸2”的义项之外,没有义项(1),但却多了另外的四个新义项:A[柳州]腌制的咸菜,名词“,她最中意吃酸”,B[银川]使变酸,动词“酸点菜”,,C[扬州]胆怯“他看到老王,就酸了,没得这门神了”,D[西安]比喻说的话下流“酸得很”,。17种词典以“酸”作首字的综合条目总共有54条,其中“酸包梨、酸醋、酸梗、酸姜、酸浆味、酸浆子气、酸困、酸辣汤、酸里红、酸溜姑、酸萝卜、酸咪咪、酸奶子疙瘩、酸泡烂气、酸胖、酸肉、酸笋、酸水、酸糖、酸涩儿、酸汤、酸坛、酸头、酸甜儿、酸渣涝儿、酸枣面、酸鱼”等三十来条是《现代汉语词典》所不见的。如果用来比较的方言词典越多,这一类综合条目的数量还会增加。

再举语法的例子。汉语里有些语法成分有很大的包容性,例如北京话的“给”可以同时表示给予、被动、处置和使役。“给他一本书|给他十元钱”表示给予“小孩给吓着了,|他在回家的路上给抢了”表示被动“,信写完了,请你给打印一下就寄走吧”表示处置,这里的“给”相当于“把它(信)”“,村里拨出几亩地来给他们做实验”表示役使。

这种情况在汉语方言里是很常见的,只是语法成分有一些不同,有“把、分、畀、互”等等差别。例如长沙话的“把”也身兼四职。长沙话“把他(给他)一本书|借把他(给他)十块钱”表示给予“你,就把他打(让他打),看他敢不敢?|把老张害苦了(被老张害苦了)”表示被动“,把门关上|把衣服洗干净”表示处置“,把小王急臭达(急死了,急坏了)”表示使役。丹阳话和扬州话也有类似的情况。光从形式上看,这种身兼多职的现象会造成交际的困难。长沙话“把老张害苦了”很容易被看成处置式。山西交城话“他给票丢啦”有两个意思,(1)票被他丢了,(2)他把票丢了;湖南汝城话“我拿之吓甲一跳”也有两个意思,(1)我被他吓了一跳,(2)我把他吓了一跳;扬州话“他把狗咬了一口”指的是他被狗咬了一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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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钱把他了”指的是我把钱给他了。语法形式不仅受到语法意义的制约,而且受到句子语义的制约,还受到人文环境的制约,说这种方言的当地人是不容易弄错的。

还可以拿反复问句来说说。汉语方言里的反复问句多数是“VP不VP”和“可VP”两种类型。但是有一些方言的反复问句需要进一步研究。例如“你去不去?”这句话,烟台说“你是不去?”用的是否定式疑问句,离烟台不远的龙口则说“你是去?”用的是肯定式疑问句。福建连城的新泉话反复问句最常见的形式是采用重叠的方式造成的,但重叠式的首字不论原来是什么声调,这时候都要变成35调“,甜甜(甜不甜)?|看看(看不看)?|食食(吃不吃)?|借借(借不借)?”类似烟台、龙口、新泉这样的反复问句形式,它们跟“VP不VP”或“可VP”是什么关系,很值得研究。

三

语言是一面镜子。通过语言可以看到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历史变迁、文化心理、风俗习惯、社会道德等等各个方面的基本面貌。我们可以把这个叫做语言社会文化,对汉语来说就是汉语社会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特别在高年级的汉语教学中,把汉语的学习和汉语社会文化联系起来,这对学习者来说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在这方面方言研究也可以提供一些帮助。下面举些例子。

(一)避讳。这是汉语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历史久远,传播很广。研究方言往往要注意方言中因避讳而产生的语音、语义以及其他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尤其很容易形成一些颇具特色的词语。例如长沙话里“龙,、虎、鬼、梦”等事物都不能直呼其名,甚至跟它们同音的一些字也要回避。

“龙”讳称“搅石子”“,玩龙灯”叫“玩搅石子”,连“蒸笼”也得跟着改叫“,借蒸笼”叫“借搅石子”。“灯笼”叫“亮壳子”,长沙的一条“登隆街”口语里叫“亮壳子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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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讳称“老虫、大虫”“,老虎钳”叫做“猫头钳子”。“腐乳”的“腐”与“虎”同音,因而讳称为“猫乳”。“斧头”讳称为“开山子”。旧时衙门的“知府”叫“爬山子”,长沙的“府正街”口语里也变成了“猫正街”。

“鬼”讳称为“浸老官”,又叫“田几么、田老官、矮路子”。“梦”讳称为“南柯子”“,做梦”被说成“走浏阳、走混路子”。跟“梦”同音的“孟”字也要回避,姓“孟”说成姓“喜”。

(二)风俗。各地的风俗或民俗在方言里要打上深刻的烙印,成为语言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汉方言有“笑狗天阴”的说法,源于当地一种风俗。当地旧时迷信认为,笑了狗天便要下雨。因此天旱了要求雨,便把狗捆起来抬着,让人们对着狗泼水,使狗叫唤挣扎,逗人笑乐,以此求雨。

成都方言有“霸床”和“铺床”的说法,也是一种风俗,专指结婚时的一种仪式。结婚的当天晚上,要请双福双寿、子孙满堂的老年妇女为新人铺床,认为这样就能将铺床者的红运带给新婚夫妇。铺床的人手里拿什么,便说什么,大都是说些新婚夫妇的吉利话,如“霸床,霸床,对倒中梁,先引(生)儿子,后引姑娘”等。铺床时,新婚夫妇必须在场,亲朋好友也在一旁观看,说笑。铺床人往床上丢一样东西(如枕头、被子之类),新郎便要给他一个红包。山东沂水方言有“十大碗儿”的说法,也源于一种民间风俗。旧时民间举办隆重酒宴,都要上十碗菜,一般讲究头鸡二鱼三小炒四松肉五芹菜六豆腐七肘子八粉皮九黄花十海带。故有此说。

(三)地理历史。方言往往反映了一定地域内的地理状况,也反映了某些历史面貌。例如厦门地处亚热带,终年几乎不下雪,结冰的时间也很少,所以当地“冰、雪、霜”混而不分。反映在厦门方言里,冰棍叫“冰条”,也叫“霜条”,还有人叫“雪糕”。冰箱叫“霜柜”,冰鞋却叫“雪车”。

厦门是我国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厦门方言往往把一些48

引进事物加上“番”字头,久而久之一些并非从国处引进的事物也带上“番”字头了,以至很多东西真假莫辨。例如管饼干叫“番仔饼”,管火柴叫“番仔火”,管水泥叫“番仔灰”,管阿拉伯数码叫“番仔码子”,管外国小孩或洋娃娃叫“番仔囝”,等等。这一类词语很多,成为厦门方言的特色词汇。

(四)文化心理。方言也能反映一种文化心理,近年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八”字。这些年从粤语流行开来“八”,就是“发”“一,六八”就是“一路发”。其实在很多方言里“,八”并不全是一个吉利的数字。“八字、八方、八仙桌、八月十五”等等固然都是好词儿,但四川很多方言有“八败”的说法,却是大不吉利。迷信说法所谓“克父、克母、克夫、克妻、克兄、克弟、克姐、克妹”称为“八败”,无论如何都跟吉利不沾边。四川很多地方宴席上要上九道菜或十一道菜,穷人家的宴席也可以上七道菜,但不能上八道菜或十道菜,所以有“九大碗儿(宴席)”和“吃九斗碗儿”的说法。因为四川很多地方喂猪的食槽是用石头做的“十”,与“石”同音,吃十碗谐音“吃石碗”,有骂人为猪之嫌。八碗是宴席招待乞丐的一种标准,所以也不能上八道菜。可见“八”也不是吉利数字“,九”才是吉利的数字。

参考文献

黄尚军1996　《四川方言与民俗》,四川人民出版社。

李　荣主编1998　《现代汉语方言大辞典》41卷本,江苏教育出版社。罗福腾1999　胶辽官话概论《开篇》,第18辑,[日本东京]好文出版。项梦冰1990　连城(新泉)话的反复问句《方言》,第2期。张廷兴1999　《沂水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周长楫、欧阳忆耘1998　《厦门方言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张振兴　1007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责任编辑　赵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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