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影响下的周氏兄弟留日时期的文学观

中外影响下的周氏兄弟留日时期的文学观

黄 开 发

虽然留日时期周氏兄弟的文学观属于晚清文坛的边缘话语，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却是从晚清到“五四”文学观念的逻辑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并且，他们后来带着这一时期的知识积累和对文学的体认参与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五四文学的浪潮。其文学观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民族主义的诉求与建立纯文学观念的意图结合了起来，具有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的特点。本文主要关注周氏兄弟的文学观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话语的形成接受了怎样的中外影响，并试图从影响的角度对其特征、意义进行更准确的阐明和历史定位。

一

周氏兄弟留日时期的思想是民族主义的，文学思想是其民族主义的一部分，从根本上来说表达的是民族主义的诉求，所以要理解他们对文学的认识就离不开他们民族主义的思想语境。

世界的现代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政治形式的竞争时代，而民族主义正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动力。周氏兄弟的民族主义是在晚清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重重危机中产生的，他们以对晚清社会和文化改革的挑战者和批判者的姿态出现，指出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根本出路所在。无论鲁迅还是周作人，他们都把人的精神个性看作中国落后的症结。

在周氏兄弟的民族主义思想中，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其逻辑起点，他们据此批判晚清的各种改革方案和措施，并提出自己的由改造国民精神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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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唤醒国人的觉悟，改造国民的精神呢？他们都强调了“心声”或“精神”的重要性。着眼点相同的“心声”或“国民精神”是他们当时各自最重要的文学论文《摩罗诗力说》、《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的逻辑线索。鲁迅说，文化流传后世的，莫过于表达“心声”的文事。有感于中国现实“心声”的寂寞，为了改造国民精神，他要“别求心声于异邦”，评介那些“摩罗”诗人。1同样，“国民精神”是周作人文章的逻辑线索。在他看来，一个民族的特色在于其“立国之精神”。精神为体，质体为用，质体灭亡而精神能再造，或者质体灭亡而精神不死，没有精神萎死而质体独存的。2像鲁迅一样，他想他想借助文学来改革国民精神；所不同的是鲁迅通过介绍“摩罗”诗人来表明所要提倡的文学，周作人则对这种新文学加以理论上的阐明。在《哀弦篇》中，周作人又呼唤“心声”。他引用泰纳的艺术“三要素”说来说明“国民文章”反映了国民的心声和特色，并要以此“介异邦新声，宾诸吾土”。3周作人在对文学的理解、思维方式、话语方式甚至取材上都与其兄十分地一致。

在周氏兄弟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与进步、个性、自由意志等西方启蒙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是高度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民族主义称为启蒙主义的民族主义。当然，西方的启蒙主义有个性和理性两个基本的支柱，但在二者的关系中，个性具有前提的性质。在西方，个性和人的觉醒是文艺复兴的产物，理性则是在十八世纪启蒙主义运动中确立起来的社会生活原则，用以调节个性带来的诸如道德沦丧等方面的问题。显然，周氏兄弟所处的时期是一个前现代时期，摆在他们面前的中国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唤起国民建立在个性基础上的觉醒。他们的文艺思想属于浪漫主义的，而按照卡林内斯库的说法，西方语境中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带有美学现代性反抗资本主义的世俗现代性的倾向4；鲁迅还受到了以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论哲学家的影响，唯意志论哲学又明显地表现出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但这些并没有在周氏兄弟思想中构成与启蒙主义价值观中理性原则的冲突，只是强化了对个性的强调。鲁迅并没有完整地接受唯意志论哲学家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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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周作人都接受了与科学、道德分治的现代知识制度上的文学观念，他们所说的“文章”不同于传统，指的就是纯文学。《摩罗诗力说》与《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的侧重点不同，前者主要通过评述范例表明一种对文学的态度，较少对文学的理论的阐述，后者则有对文学本体和功用的完整的论述。

许寿裳回忆说，在东京听章太炎讲学时，鲁迅表示不赞同老师的杂文学观念：“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5周作人明确地摈弃传统的“杂文学”观念：“夫言文章者，其论旨所宗，固未能尽归唯美，特泛指学业，则肤泛而不切情实，亦非所取。惟其义主折中而说近似者，则如近时美人宏德（Hunt）之说，庶得中庸矣，宏氏《文章论》曰：‘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现，出自意象、感情、风味（Taste），笔为文书，脱离学术，遍及都凡，皆得领解（Intelligible），又生兴趣（Interesting）者也。”还说：“文章一科，后当别为孤宗，不为他物所统。”美国不大著名的社会历史学派文论家汉特（Theodore W. Hunt）的《文学的原理与问题》（Literature: It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1906）是周作人文学理论的启蒙书，他的文章中关于文学的定义的观点和材料均来自《文学的原理及其问题》的第一编第二章中“文学的一个定义”。6周氏兄弟对文学的理解也离不开当时已接受了西方纯文学观念的日本明治文坛。晚清直接用“文学”来指称西方近代意义上的literature也是来自于日本的影响。

他们都相信文学是国民精神的表现，这是他们最重要的文学论文中的前提性文学命题。这是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最重要的基础性命题，因为要确认文学具有改造国民精神的作用，必须首先确认文学与国民精神的关系。中国最早提出这个文学命题的是梁启超，他在发表于18年12月《清议报》第一册的《译印政治小说序》里写道：“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鲁迅认为文学最有力地表达了民族的“心声”，文事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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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休戚相关，所以为了发扬“国民精神”，就要“求新声于异邦”。周作人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表达的中心思想是：“夫文章者，国民精神之所寄也。精神而盛，文章固即以发皇，精神而衰，文章亦足以补救，故文章虽非实用，而有远功者也。”所以，“文章改革一言，不识者虽以为迂，而实则中国切要之图者”。“文章或革，思想得舒，国民精神进于美大，此未来之冀也。”

文学是国民精神的表现的命题确认了文学与国民精神的关系，那么文学到底能起到哪些作用，发生作用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呢？周氏兄弟的文学功用观集中反映在“不用之用”这一康德式的命题中。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明确提出“不用之用”的文学功用观。关于“不用”，他说：“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所谓“用”，他说：“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他并强调文学活动是人的全面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在谈到文学功用观问题时，鲁迅的侧重点是对“不用之用”进行辨析，而周作人则引进汉特的观点，对文学的使命加以阐发：“一、文章使命在裁铸高义鸿思，汇合阐发之也。浅言之，所谓言中有物。”“二、文章使命在阐释时代精神，的然无误也。”“三、文章使命在阐释人情，以示世也。”“四、文章使命在发扬神思，趣人生以进于高尚也。”7第四项仿佛与第一项有矛盾，他解释说：“宏德所谓处今日商工之世，百物皆备，所希者独冀文章有超凡之观，神思发现，以别异于功利有行之物事耳。虽然，此意有不可与第一义所言溷者。盖文章之职，固当阐发义旨，而今之所重乃在神思，且二者不可或离。高义鸿思之作，自非思入神明，脱绝凡轨，不能有造。凡云义旨而不自此出，则区区教令之属，宁得入文章以留后世也。”“非实用”正是实现文学的“远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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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周氏兄弟的选择和思想观点离不开日本明治二、三十年代文坛的参照；如果没有这种参照，这对年轻的兄弟很可能会茫然不知所从。鲁迅后来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回忆他“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时，提到了四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夏目漱石和森欧外。8周作人说鲁迅：“对于日本文学不感兴趣，只佩服一个夏目漱石，把他的小说《我是猫》、《漾虚集》、《鹑笼》、《永日小品》，以至干燥的《文学论》都买了来，又为读他的新作《虞美人草》定阅《朝日新闻》”。上田敏、长谷川、二叶亭诸人，差不多只看重其批评或译文。9周作人还说他读日文书可以说是从夏目漱石入手的，其《文学论》出版时就买了一本。101918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作讲演《日本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指出中国文学界的当务之急是缺少一部说明小说是什么的《小说神髓》。他很可能在留学时期就读过该书。《〈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一书的作者北冈正子通过她细致的考证工作，让我们看到了《摩罗诗力说》中所引用的材料与日本评介论著的关系。

明治二、三十年代日本文坛与中国现代文坛很相像，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各种文艺思潮往往共时存在。明治21年，深受浪漫主义影响森欧外从德国回日本。为了进一步启发国民的个性意识，他与上田敏等人掀起了一场浪漫主义运动，并大量翻译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流风所向，浪漫主义的传记也大量出现。有的即成为《摩罗诗力说》的材料来源。11与此同时，崇尚人的精神世界、探究个体价值的德国唯心论哲学成为思想、理论界的热点，尼采、叔本华都流行一时。“明治三十年代流行于日本的浪漫思潮，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文学方面，其着眼点都集中在人的精神活力上，宗旨是倡导和培育一种‘真挚之人’、‘赤诚之人’和‘至诚之人’。而德国的尼采，英国的拜伦、雪莱和匈牙利的裴多菲等，便都是这种楷模。”12由此可见，鲁迅几篇早期论文从观点到材料都受到了明治二、三十年代的浪漫主义思潮影响，并且他和周作人的改造国民精神的思路也明显地带着这个思潮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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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氏兄弟的文学功用观上，我们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联系。梁启超的文学观曾深受盛行于1880年到10年间的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而在其后，日本的青年一代开始引进西方的文学观念和艺术，如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以及象征主义等。被称为日本现代小说的理论缔造者的坪内逍遥于15年推出了有影响的《小说神髓》，指出小说的直接目的是美的愉悦，间接目的是培养人的高尚品格，在某种程度上抵制了流行的政治小说。13周氏兄弟置身于日本文学的新的发展阶段，并且有着崭新的知识视野和世界观。

以《小说神髓》为标志，坪内逍遥把康德的非功利的美学观引入日本，促动了文学的非功利化倾向。在他的理论指导下的写实主义以及在二十世纪初支配日本文坛的自然主义都受到了这种非功利化文学观念的影响。夏目漱石也接受了康德的美学观，他在《文学论》一书中把情绪作为文学的中心内容，除了主张写实主义有选择的“真”而外，还着重提倡“美”。另外，他在为高浜虚子的《鸡头》所作的序言中，认为不把娱乐作为小说的目的不能成立。周氏兄弟认为文学的意义在于“发扬真美”14，首先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15的主张正与坪内逍遥、夏目漱石等人相通。16

然而，明治二、三十年代的文坛对周氏兄弟只是起到了中介和参照的作用，他们在留学时期的几篇论文也从未提到日本的影响。在对他们当时的文学选择和文学观产生重要影响的外国人中，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以下名字：勃兰兑斯、克鲁泡特金、卡莱尔、史密斯和汉特。

对周氏兄弟当时文学观念影响最大的要数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周作人后来回忆说：“替《河南》杂志写《摩罗诗力说》的时候，里边讲到波兰诗人，尤其是密克威支与斯洛伐支奇所谓‘复仇’诗人的事，都是根据《波兰印象记》所说，是由我口译转述的。”171940年，周作人自报家门，说在文学批评方面受勃兰兑斯的影响最大。18在此前三年的另一篇文章《关于自己》中，他还告诉我们他所见到的勃兰兑斯著作的英译本，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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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外，还有《莎士比亚》、《易卜生》、《拉萨勒》（即《斐迪南·拉萨尔》——引者）、《尼采》、《耶稣》、《十九世纪的名人》、《希腊》、《印象记》、《波兰印象记》等。”他还特别谈到最后两本书：“两种《印象记》留下的印象确是很深，比较起来波兰的一部分或者更深刻一点，因为他更是阴暗。……波兰小说家中我最喜显克微支，这也是《印象记》的影响。”19很难确切地一一指出周作人究竟在什么时候读过上述著作，然而可以肯定地说他在留日时期就读过《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印象记》和《波兰印象记》，并通过他的介绍鲁迅也接受了其影响。北冈正子也在《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中举出过《摩罗诗力说》所受勃兰兑斯这三部著作影响的材料。20

也许把勃兰兑斯放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来看，他缺少独创性，韦勒克就称他为“一个既无独到之处又无实质内容的中人”21。他之所以会对周氏兄弟产生影响，我想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是思想政治立场的相近。勃兰兑斯站在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上，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中，以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为线索，评述了十九世纪前半叶英、法、德三国的文动。其中心的思想线索是对法国大的反动以及对反动的克服。其中，法国大是“正题”，法国封建王朝是“反题”，自由主义文动的兴起与发展是“合题”。他采用的是黑格尔哲学的方式，把一个发展过程视为包括正、反、合三个阶段的过程。他又以自由主义的立场评介了和波兰的文学，对波兰争取民族的文学充满了同情和理解。其二是文学观念上的启迪。周作人在《关于自己》中谈到克鲁泡特金的《文学中的理想和现实》时指出：“《文学》所给我的影响大略与勃阑兑斯的《印象记》相同，因为二者讲文学都看重社会，教我们看文章与思想并重，这种先入之见一直到后来很占势力。”关于“看文章与思想并重”，周作人举了克鲁泡特金和勃兰兑斯评价普希金的例子。前者说：“到了晚年他就不能再与那些读者们接近，他们以为在尼古拉一世的压服波兰以后去颂扬的武力不是诗人所应做的。”后者说：“普式庚少年时的对于自由的信仰，到了中年时代，却投降于兽性的爱国主义了。”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就引用了勃兰兑斯对普希金的这个批评。周作人还交待：“克鲁泡金是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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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而信无主义者，勃阑兑思是犹太系统的自由思想者，但是我们所接受到的影响还多是文艺批评方面的。”这里周作人用的是“我们”，显然是包括鲁迅在内的。《文学中的理想和现实》也是《摩罗诗力说》的材料来源之一。22

此外，勃兰兑斯试图通过一场文学来唤醒自己的同胞，自己的祖国，1871年11月在哥本哈根大学作了“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连续讲演，在丹麦吹响了“精神上的”的号角。他认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23强调的就是文学与人的精神之间的深刻的关系。这与周氏兄弟想通过文学来进行思想启蒙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

鲁迅改造国民精神的思路还受到过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的启示。史密斯的著作《中国人气质》（14）除了给鲁迅所思考的国民性问题提供了具体的例证，还提示了关于中国改革的大思路。史密斯是个传教士，他的目的是要在中国传布教。他肯定科学和物质文明对中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针对张之洞呈递主张修建铁路的奏折，他问道：“物质文明的积累能够消除道德弊病吗？铁路能够保证其雇员和老板都诚实吗？”进而指出：“在中国，物质文明不会创造出西方那样的环境，除非创造西方环境的因素，能够在中国产生同样的结果。那些因素不是物质的，而是道德的。”所以，他主张：“为了革新中国，必须追溯性格的动因，使人格升华，良心必须得到实际的推崇，再不能像日本天皇家族那样囚禁在自己的宫中。”24许寿裳告诉我们他和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时，见面每每讨论中国民族性的缺点，并说：“他后来所以学医以及毅然弃医而学文学，都是由此出发的。”25鲁迅和史密斯都是由中国国民性的缺点问题出发，来思考中国改革的出路，两个人的大思路如出一辙。

周氏兄弟怀抱着以文学拯救中国的浪漫主义式的英雄梦，其楷模就是鲁迅笔下的“摩罗”诗人。这些“摩罗”诗人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敢于独异，敢于挑战，周氏兄弟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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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现出的精神气质是与“摩罗”诗人们相通的。他们的文学英雄梦还受到《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的鼓励，——至少鲁迅是这样。

卡莱尔在他的讲演集中宣扬了他的英雄主义史观：“世界的历史，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完成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们的历史。”26他论述了六种主要的英雄形式：神灵英雄、先知英雄、诗人英雄、教士英雄、文人英雄和君主英雄。关于诗人英雄，他举了但丁和莎士比亚。诗人是一种属于一切时代的英雄人物，而文人英雄——如约翰逊、卢梭、彭斯——则是新时代的产物。他解释道：“我说，文人英雄是新的，他在这个世纪上才持续了一个世纪。”27他们是靠印刷的书籍来表达自己，并获得生存条件的。他把这些报纸、小册子、诗歌、书籍的作者们的作用描述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有现实作用的有效的教会”28。

卡莱尔的文学功用观可以说是“不用之用”，他这样谈论但丁的“用处”：“这个但丁的用处是什么？我们不想过多地谈论他的‘用处’。一个曾一度深入歌曲的原初意境，并且适当地唱出某种东西的人类灵魂，已经在我们生存的深底起了作用，通过漫长的时代培育着一切优秀人物的生命之根，这是‘功利’所不能成功地算出来的！我们并不因为太阳具有使我们节省煤油灯的性质而敬重它；但丁是不可估价的，或是无价的。”29他这样设问：英国人是愿意放弃印度帝国还是莎士比亚？他回答：“有无印度帝国我们不管，但我们不能没有莎士比亚！”30他以殖民主义的情怀设想将有一个覆盖地球很大面积的大英帝国，那么如何把这些地区都结合成一个民族，让人们兄弟般地和谐相处、互相帮助呢？“这里只有一个国王，任何时代或机会，任何国会或议会联合体都不能推翻他的王位！这就是国王莎士比亚。”31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提到莎士比亚时说他“即加勒尔（卡莱尔——引者）所赞扬崇拜者也”，表明他熟悉卡莱尔对莎士比亚的意义的称赞。卡莱尔高度肯定诗人对民族的意义：“千真万确，对一个民族来说，获得了一个清晰表达的声音，产生了一个悦耳地说出它的心里话的人，这是一件大事！例如，意大利，可怜的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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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四分五裂，支离破碎，在任何议定书或条约上没有作为一个统一体出现；然而，高贵的意大利实际上是一个统一体；因为意大利产生了它的但丁；意大利能说话；全俄罗斯的沙皇，因有如此之多的刺刀、哥萨克士兵和加农炮而强有力，一个伟大的功绩把这样一块广袤的土地在政治上保持统一；但他还不能说话。他身上有某种伟大的东西，但这是哑巴的伟大。他没有所有人和所有时代都能听到的天才的声音。……有了一个但丁的民族必定统一，而哑巴的却不能。”32《摩罗诗力说》引用了这段话，说明卡莱尔的观点引起了年轻的鲁迅的共鸣。

如果把《摩罗诗力说》与雪莱的名文《为诗辩护》略作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对诗的功用的理解十分地一致。《摩罗诗力说》第六节是对雪莱的评述，只是没有直接引用雪莱的诗学观点。在著名的《为诗辩护》一文中，雪莱认为诗是想象力的表现，并作用人的想象力，从而鼓舞人的斗志，并提升人精神。文学在人类的存在活动中不可或缺。雪莱一方面强调诗所具有的“改进人类道德”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强调诗人不应该“抱有一种道德目的”。诗的功用的发生与伦理学不同，“诗的作用都是经由另外一种更为神圣的途径。诗唤醒人心并且扩大人心的领域，使它成为能容纳许多未被理解的思想结构的渊薮。”“诗增强了人类德性的机能，正如锻炼能增强我们的肢体。”鲁迅在说明“不用之用”的发生时举了在海水里游泳的例子：大海毫无情愫，而游泳者的元气和体力却得以增加。雪莱也认定了诗人对民族振兴的重要性：“在一个伟大民族觉醒起来为实现思想上或制度上有益改革而奋斗当中，诗人就是一个最可贵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33

三

周氏兄弟以晚清维新人士的挑战者的姿态出现。周作人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从自己接受的纯文学概念和文学功用观出发，对当时流行的观念进行批判，认为他们不了解文学的真义。这显然与传统的文学观有关：“古者以文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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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之业，上宗典经，非足以弼教辅治者莫与于此。历世因陈，流乃益大。”像《文心雕龙》本是中国最杰出的文学理论的著作，但还是拘于成见，强调“原道”、“征圣”、“宗经”。

近时文论，周作人以陶曾佑的《中国文学之概观》、京师大学堂教员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和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靶子。它们的错误有二：强调治化而导致文学评价标准的失衡，如《中国文学史》言必宗圣，强调文学不能离治化而独存，指译小说为诲淫诲盗。就是那些提倡新小说的人也中了实用之说的毒：“今言小说者，莫不多立名色，强比附于正大之名，谓足以益世道人心，为治化之助。说始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篇。”另一错误是持传统的杂文学观，或不能正确认识现今的文类，或贬低小说、词曲。他们不理解：“夫文章一语，虽总括文、诗，而其间实分两部。一为纯文章，或名之曰诗，而又分之为二：曰吟式诗，中含诗赋、词曲、传奇，韵文也；曰读式诗，为说部之类，散文也。其他论状诸属，自为一别，皆文章耳。”

尽管周氏兄弟以晚清文化思潮的挑战者的姿态出现，但他们借文学来改造国民精神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启蒙主义思路来自梁启超，并且和晚清国粹派有着直接和重要的关系。而后者迄今基本上还在学术界的视野之外，尽管人们在一定的程度上注意到了周氏兄弟与章太炎的关系。

国粹派是形成于1902年到1905年间的文化保守思潮。其意图“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34。或者用许守微的话来说“以学救国救天下”35。这种“文化救国论”广泛存在于晚清民初激进或保守的各派思潮中，其思路至少可以追溯到以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人为代表的清初之学。据一个研究者总结，国粹派代表人物所用“国粹”一词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广义上的中国历史、文化，中国文化的精华，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与特性。36这几个含义之间有着明显的递进关系，并以第三个方面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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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旨归。他们不是要真正地复古，而是试图通过文化复兴来重建中国文化。

章太炎和刘师培是国粹派的代表人物，是“谈学术而兼涉”37的《国粹学报》的主要撰稿人。周氏兄弟曾于1908年夏到1909年间在东京民报社听章氏讲学，彼此有师生之谊。他们喜欢读《民报》，周作人还在该刊和刘师培所办的《天义报》上发表诗文和译作。他们学习《民报》古奥的文风，在文体上进行“复古”的实验。38国粹派的“复古”也在周氏兄弟的思想中留下了印痕。

如果把周作人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与国粹派成员的言论略作比较，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他们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影响关系。许守微相信：“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盖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而国之亡遂终古矣。”他举了印度、埃及的例子来说明，而中国虽屡亡于外族，但数次光复，这就是“国粹”的功劳了。39黄节也说：“立乎地圜而名一国，则必有其立国之精神焉，虽震撼搀杂，而不可以灭之也；灭亡则必灭其种族而后可，灭其种族，则必灭其国学而后可”，“学亡则亡国”。40因为在他们看来，“国粹”中包含着“立国之精神”：“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41这一层邓实说得更清楚：土地、人种构成一国的“质干”，“其学术则其神经也”。42“夫一国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焉，以为一国之粹，精神不灭，则国亦不灭。”43章太炎也认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这就是缘于种族、语言、历史的“国性”。在上述关于“国粹”与民族国家关系的论述中，包含了身体与精神的隐喻。44质体与精神的关系正是周作人文章的基本思路，他也用了“立国之精神”45的词。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也隐含着身体与精神的比喻，不好说鲁迅改革中国社会的思路就来自国粹派，但至少说明他们之间有相通之处，也可能受到了国粹派某种程度的影响。周作人所言“文章者，国民精神之所寄也”，看起来像是把“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的“国粹”替换成了“文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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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后来回忆：“我那时又是民族一信徒，凡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在里边，我们反对清朝，觉得清朝以前或元朝以前的差不多都是好的”46他们在留日时期的文章中偶尔追慕民族辉煌的过去，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表示要“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些都是他们受到国粹派影响的结果。然而，他们所说的“古”只是虚席，其思路与章太炎等国粹派成员相比有根本的不同。周氏兄弟还明显地受到了章氏那种傲睨古今、思考的精神的感召，这种精神后来对包括周氏兄弟、钱玄同在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主要倡导者也有或多或少的启发。

梁启超文学是国民精神的表现的命题被周氏兄弟再次重复。这是他们民族主义思想的共同特色。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强调改造民族心性、意识的文化。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梁启超就主要到了进行启蒙、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之后梁启超从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的角度提出了对国民的新要求，并要改造落后的国民性。他们对国民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新的心性和意识认识并不明确，更没有把建立在个性基础上的人的觉醒视为根本。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不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他说得明白：“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47周氏兄弟则进一步找到了作为西方近代思想的精髓个性与自由意志，这在当时是具有性的。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说：“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个性、自由意志正是启蒙主义与民族主义联姻的基础。启蒙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出现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它有效地解除了缘于民族主义的对西方思想的戒备和抵触心理，意味着中国人在思想观念上开始真正走向了符合世界潮流的现代。

“二周”与梁启超之间在文学功用观上也是有继承关系的。以1906年从仙台回到东京决定从事文学为界，留日时期鲁迅的文学功用观明显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对文学功用的理解基本上停留在梁启超的层次。鲁迅像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样，注意到了小说的巨大社会作用：“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比能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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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48不仅观点与梁启超相同，连说话的口气都差不多。鲁迅留日原本是想学医，显然抱着晚清民初流行的科学救国的信念。

周作人后来把话说得更明白无误：“《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的确都读过也很受影响，但是《新小说》的影响总是只有更大不会更小。梁任公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当初读了的确很有影响，虽然对于小说的性质与种类后来意思稍稍改变，大抵由科学或政治的小说渐转到更纯粹的文艺作品上去了。不过这只是不侧重文学之直接的教训作用，本意还没有什么变更，即仍主张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用后来的熟语来说，可以说是属于为人生的艺术这一派的。”49周氏兄弟用非功利的文学观念修正了梁启超的观念，表现出了更彻底、更全面的现代性，尽管他们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夸大了文学的作用。

周作人曾经谈到王国维：“王君是国学家，但他也研究过西洋学问，知道文学哲学的意义，并不是专做古人的徒弟的，所以在二十年前我们对于他是很有尊敬与希望”50。“二十年前”正是周氏兄弟留日时期，“研究过西洋学问，知道文学哲学的意义”，应指王氏那些当时堪称空谷足音的哲学、美学论文。周作人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中国传统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文章之士，非以是为致君尧舜之方，即以为弋誉求荣之道，孜孜者唯实利之是图，至不惜折其天赋之性灵以自就樊鞅。”“吾国论文，久相沿附，非以文章为猥琐之艺，则或比之经纬区宇、弥纶宪彝，天下至文必归名教，说之不衷，姑不具论。”

我们很容易由此想到王国维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文学小言》中对传统功利主义的抨击。王国维提出“非功利”的文学功用观，直接针对的是中国传统中以儒家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的文学价值观及晚清文坛以文学为新民之道的主流文学观念。《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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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用主要的篇幅批判了中国“哲学家美术家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与之价值”，以哲学、艺术为“道德政治之手段”：“披我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斯可异已！……岂独哲学家而已，诗人亦然。‘自谓颇腾达，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非杜子美之抱负乎？‘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非韩退之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非陆务观之悲愤乎？如此者，世谓之大诗人矣！至诗人无此抱负者，与夫小说、戏曲、图画、音乐诸家，皆以侏儒娼优自处，世亦以侏儒娼优蓄之。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我国人之金科玉律也。呜呼！美术之无价值也久矣。”“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更转而观诗歌之方面，则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满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什佰不能得一。其有美术上之价值者，仅其写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甚至戏曲小说这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粹美术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贵，且加贬焉。”51他还把是否把文学当作工具看成是文学盛衰的原因：“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季北宋之诗，（除一二大家外。）无可观者，而词则独为其全盛时代。……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除稼轩一人外。）观此足以知文学盛衰之故矣。”52王国维坚决反对功利主义，在中国率先旗帜鲜明地倡导建立现代知识制度上的与科学、道德分治的纯文学观念。

王国维曾用“无用之用”来表达他的文艺功用观。53从表面上看，“二周”的“不用之用”与王国维的“无用之用”差不多，但二者的侧重点不同：王国维强调的是“无用”，而“二周”更强调“用”。尽管二者都深受现代知识制度上的纯文学观念和非功利美学思想的影响，对文学的理解有相通之处，但我认为相比较而言，周氏兄弟更多的是梁启超文学观念的继承者。他们与王国维对文学有着根本不同的诉求，这种不同来自于他们迥然有别的人生观和民族国家观。可以说，周氏兄弟的文学功用观是对梁启超和王国维的双重超越，对梁启超的超越使他们的文学观念摆脱了中国传统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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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掣肘，对文学作用的理解更贴近了文学自身，为文学深刻地表现现代社会生活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对王国维的超越是他们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回应了文学与救亡图存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时代要求，把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结合起来。没有这两点，中国现代性的文学观念都无法真正确立。在周氏兄弟那里，我们清晰地听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1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原载1908年2、3月《河南》2、3期。

1998年9月

2 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钟叔河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原载1908年5、6月《河南》4、5期。

3 周作人：《哀弦篇》，《周作人文类编·希腊之余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版。原载1908年12月《河南》9期。 4 参阅[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5月版，47-53页。 5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版，25页。

6 可见[美]Theodore W. Hunt：《文学概论》（即《文学的原理与问题》），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版，傅东华译。文中的文学定义见该书30页。郑振铎曾经对《文学的原理与问题》予以介绍，参阅西谛（郑振铎）：《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1923年1月《小说月报》14卷1号。

7 上述观点均直接来自汉特的《文学概论》，参阅该书中译本241-250页。

8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9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版，1052页。 10 周作人：《〈文学论〉译本〈序〉》，《看云集》，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10月版。

11 参阅何德功：《中日启蒙文学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四章“晚清第二次文动与日本文学的影响”。 12 程麻：《沟通与更新——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发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61页。

13 参阅[美]郑清茂：《日本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贾植芳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版。

14 鲁迅：《儗传播美术意见书》，《鲁迅全集》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5 鲁迅：《摩罗诗力说》。

16 参阅何德功《中日启蒙文学论》第四章。 17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246页。

18 周作人：《读书的经验》，《药堂杂文》，新民印书馆1944年1月版。

19 周作人：《关于自己》，《周作人集外文》，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9月版。

20 参阅[日]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5月版，42、83、114页。 21 [美]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4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7月版，415页。 22 参阅《摩罗诗力说材源考》，83页。

23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文学”，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版，2页。

24 参阅[美]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气质》，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版，246-248页。该书所附《译后评析》对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与《中国人气质》的联系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25 许寿裳：《回忆鲁迅》，《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

26 [英]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张峰、吕霞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3月版，1页。 27 《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253页。 28 《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266页。 29 《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165-166页。 30 《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187页。 31 《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188页。 32 《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1页。

33 [英]雪莱：《为诗辩护》，《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伍蠡甫、胡经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版。 34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276页。

35 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原载乙巳（1905）《国粹学报》第一年第七期，收入张枬、王忍之编《辛亥前十年间时论选集》2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1月版。

36 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版，111—113页。 37 鲁迅：《“一是之学说”》，《鲁迅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8 鲁迅：《坟·题记》，《鲁迅全集》1卷；周作人：《我的复古的经验》，《雨天的书》，北京北新书局1925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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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

40 黄节：《国粹学报叙》，乙巳（1905）《国粹学报》第一年第一册。 41 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

42 邓实：《鸡鸣风雨楼书·学术》，1903

年《政艺通报》24号。

年《政艺通报》第24号。

44 章太炎：《重刻〈古韵标准〉序》，《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

45 这个用语早在《饮冰室诗话》中就出现过。据周作人日记，他于1902年8月6日、7日（七月初三、初四）阅读、抄写《饮冰室诗话》。见《周作人日记》（上），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版，344页。 46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210页。

47 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饮冰室文集·专集》3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 48 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9

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瓜豆集》，上海宇宙风社1937年3月版。关于周氏兄弟与梁启超的关系还可参阅周作人的另一篇文章《鲁迅与清末文坛》，见《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3月版）。 50 周作人：《偶感四则》，《谈虎集》（上卷），北新书局1936年6月5版。

51 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周锡山编校，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版。 52 王国维：《文学小言》，《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

53 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国学丛刊序》，《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

43 邓实：《鸡鸣风雨楼书·语言文字》，1903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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