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碰到这样的问题“历史上对冯道这个人最切实际的评价是什么?”。小编为您整理了以下解决方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解决方案1：
冯道(882-954)，是中国大规模官刻儒家经籍的创始人。字可道，自号“长乐老”。五代瀛州景城（今中国中部河北交河东北）人。后唐（公元923年～公元934年）、后晋（公元936年～公元940年）时任宰相。契丹灭后晋，到契丹任太傅。后汉（公元947年～公元948年）时任太师。后周（公元951年～公元959年）时任太师、中书令。曾著《长乐老自叙》。
冯道死时七十三岁，正好与孔子同寿，“时人皆共称叹”。宋初的名臣范质对冯道的评价是：“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引)显然这是由于范质等人至少都有历二朝、事二主的亲身体会，理解冯氏的苦衷，不像欧阳修只要说现成话那么方便。其实，欧阳修遇事也未必都效法李氏。治平二年英宗要追封自己的生父濮王为皇，当时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与宰相韩琦赞成，天章阁侍制司马光、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反对，结果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都被贬黜，而赞同欧阳修意见的蒋之奇被他推荐为御史，被众人目为奸邪。欧阳修的小舅子薛宗孺和他有怨，捏造他生活作风不正派。蒋之奇为了摆脱窘境，就上奏章要求对欧阳修进行查办。欧阳修闭门接受审查，因得到故宫臣孙思恭的辨释，蒋之奇等被黜逐，欧阳修也力求辞职，降任亳州知州。这一事件说明欧阳修并不那么光明正大，也不见得有李氏那样的廉耻之心。引经据典迎合皇帝的心愿，贬斥持反对意见的人，早已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围。蒋之奇的行为说明此人完全是一个无耻小人，但因为赞同自己的意见，就加以引荐提拔，显然已不是一般的用人不当。受人污蔑后并没有像他要求别人那样以死明志，只是老老实实接受审查，以降职为台阶，看来事到临头就不像议论别人那么轻而易举了。《宋史·欧阳修传》说他“数被汗衅”，但他的反应至多只是要求退职，说明他从来就没有李氏断臂的勇气。有人喝着参汤作发扬艰苦朴素光荣传统的报告，带着浩荡的豪华车队去访贫问苦，儿子拿了绿卡后再提议出国，挪用后却要公教人员体谅国家的困难；或者跑到海外去指责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人格，入了外籍后来教导我们应如何爱国；大概都深得欧阳文忠公的真传，继承了假道学的传统。
解决方案2：
当今不乏此类人
解决方案3：
冯道(882-954)，是中国大规模官刻儒家经籍的创始人。字可道，自号“长乐老”。五代瀛州景城（今中国中部河北交河东北）人。后唐（公元923年～公元934年）、后晋（公元936年～公元940年）时任宰相。契丹灭后晋，到契丹任太傅。后汉（公元947年～公元948年）时任太师。后周（公元951年～公元959年）时任太师、中书令。曾著《长乐老自叙》。
冯道(八八二——九五四年)，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东北)人，唐末投刘守光作参军，刘败后投河东监军张承业当巡官。张承业重视他的“文章履行”，推荐给晋王李克用，任河东节度掌。后唐庄宗时任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明宗时出任宰相。后晋高祖、出帝时均连任宰相，契丹灭晋后，被任为太傅，后汉代晋后任太师，后周代汉后依然任太师。周世宗征北汉前，冯道极力劝阻，激怒了周世宗，因而不让他随军，令他监修周太祖陵墓。当时冯道已患病，葬礼完成后就去世了，被周世宗追封为瀛王。就是这位冯道，竟引起了千古毁誉。
尽管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的《冯道传》对他有不同的评价，但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一致的。冯道的不少好事，就是连称他为“无廉耻者”的欧阳修也没有否定，例如：他“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在随军当时，住在草棚中，连床和卧具都不用，睡在草上；发到的俸禄与随从、仆人一起花，与他们吃一样的伙食，毫不在意；将士抢来美女送给他，实在推却不了，就另外找间屋子养着，找到她家长后再送回去。在丧父后辞去翰林学士回到景城故乡时，正逢大饥荒，他倾家财救济乡民，自己却住在茅屋里，还亲自耕田背柴；有人田地荒废又没有能力耕种，他在夜里悄悄地去耕种，主人得知后登门致谢，他却感到没有什么值得别人感谢的地方；地方官的馈赠也一概不受。
相反，与冯道同时代的人对他就赞誉备至。冯道死时七十三岁，正好与孔子同寿，“时人皆共称叹”。宋初的名臣范质对冯道的评价是：“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引)显然这是由于范质等人至少都有历二朝、事二主的亲身体会，理解冯氏的苦衷，不像欧阳修只要说现成话那么方便。其实，欧阳修遇事也未必都效法李氏。治平二年英宗要追封自己的生父濮王为皇，当时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与宰相韩琦赞成，天章阁侍制司马光、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反对，结果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都被贬黜，而赞同欧阳修意见的蒋之奇被他推荐为御史，被众人目为奸邪。欧阳修的小舅子薛宗孺和他有怨，捏造他生活作风不正派。蒋之奇为了摆脱窘境，就上奏章要求对欧阳修进行查办。欧阳修闭门接受审查，因得到故宫臣孙思恭的辨释，蒋之奇等被黜逐，欧阳修也力求辞职，降任亳州知州。这一事件说明欧阳修并不那么光明正大，也不见得有李氏那样的廉耻之心。引经据典迎合皇帝的心愿，贬斥持反对意见的人，早已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围。蒋之奇的行为说明此人完全是一个无耻小人，但因为赞同自己的意见，就加以引荐提拔，显然已不是一般的用人不当。受人污蔑后并没有像他要求别人那样以死明志，只是老老实实接受审查，以降职为台阶，看来事到临头就不像议论别人那么轻而易举了。《宋史·欧阳修传》说他“数被汗衅”，但他的反应至多只是要求退职，说明他从来就没有李氏断臂的勇气。有人喝着参汤作发扬艰苦朴素光荣传统的报告，带着浩荡的豪华车队去访贫问苦，儿子拿了绿卡后再提议出国，挪用后却要公教人员体谅国家的困难；或者跑到海外去指责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人格，入了外籍后来教导我们应如何爱国；大概都深得欧阳文忠公的真传，继承了假道学的传统。
现在可以讨论文章开头的问题了，要是冯道生在前南斯拉夫，在国家、民族仇杀、宗教冲突时，他能做些什么？最容易的自然是“灭迹山林”，国内找不到，可以到国外去找，有钱就做寓公，没有钱也可以当难民，先在外国爱国，等天下太平了再回去爱国。在国内“灭迹山林”就没有那么方便，且不说在纷飞的战火中难保不中流弹，激烈的国家、民族、宗教情绪大概也容不得你置身度外，不过却能避免后人说长道短。另一条路就是当忠臣，选择一方后就竭尽全力，这样无论生前生后都能博得一部分人的赞扬。但旁观者已经可以看出，冲突中似乎没有一方握有全部真理，忠于一方的代价必定是是非参半，或者是更多的生命财产损失。这样的忠臣越多，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人民蒙受的损失也越大。如果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这样做的人或许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对人类的贡献无疑会得到整个文明社会的承认。
冯道走的就是第三条道路，尽管他没有走得很好，也没有最终成功，就像他在《长乐老自叙》中所说“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但与“灭迹山林”或效愚忠于一姓一国的人相比，他无疑应该得到更多的肯定。
这位冯道有个有名的故事，他曾使人读《老子》，自己卧而听之。其人开卷，以第一句中“道”字犯相公讳，乃读曰：“不可说可不可说，非常不可说。”
当然，这里不是来说这个故事如何的，而是看了茶壶那个关于袁世凯的帖子后，想到了冯道这个人，于是也转了这篇文章过来。从中国的传统儒家道德来看，这两个人都是应该为人所不齿的，但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他们个人的命运怎样能够超越那个环境加之于身的束缚呢？诚然，他们个人的性格在其中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是，后人和史书对他们的评价又将道德凌驾于历史现实之上。如何来看待历史，看待这些历史中确实曾经活生的人物，真的是一个问题。
解决方案4：
不同语境下的历史评述
我们先看看冯道是如何评价自己的。冯道在《长乐老自叙》不但介绍了自己历来所担任的官职和所领受的爵阶，还详细介绍了妻子和儿子们受到的各种封赏，为此，冯道很满意，称自己“上显祖宗，下光亲戚”。冯道称赞自己“盖自国恩，尽从家法，承训诲之旨，关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这使人无法把他的经历和这种自我评价联系起来。清人王鸣盛称冯道“偏好自矜炫，又浪得美名，齿德位望兼优，反令后世笑骂不已。”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旧五代史－冯道传》对冯道颇多溢美之词。《旧五代史》为宋朝薛居正监修，开宝七年（974）成书，主要依据五代各朝实录和范质《五代通录》修撰。因而《旧五代史－冯道传》的编写必然深受范质的影响。范质曾与冯道在后周同殿为臣，相处甚笃。范质本人对冯道的评价很高，他曾说冯道“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引)。范质如此赞誉冯道自有原因。范质本人也有历二朝、事二主的经历，他先在后周任宰相，后任北宋开国宰相。如果他对冯道有所臧否，恐其本人无以自处。
正如南宋刘因的诗《冯道》：“亡国降臣固位难，痴顽老子几朝官？朝唐暮晋浑闲事，更舍残骸与契丹。”历史上对冯道的评价大部分都为负面批评。欧阳修在编撰《新五代史－冯道传》时删除了大量非实质性的内容，并重新编写。欧阳修以春秋笔法批评了冯道：“（冯）道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欧阳修还对冯道的《长乐老自叙》进行了批评：“当是时，天下大乱，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于倒悬，道方自号‘长乐老’，著书数百言，陈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司马光抱有与欧阳修类似的观点：“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 (《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引)。明清时期的王夫之、王鸣盛、赵翼等人均对冯道做了不同程度的批评。
也有少数的看法认为冯道之所以历事五朝八姓，忍辱负重，乃是以天下苍生为念、值得赞赏的行为。王安石曾说，“（冯）道在五代时最善避难以存身。”受王安石的影响，当时不少公卿大夫都表示同意王安石之言。清人王士禛在《五代诗话》中称：“王荆公（安石）雅爱（冯）道，谓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诸佛菩萨行。” 明代李贽认为， 冯道之所以“历事五季之耻”，是因为“不忍无辜之民日遭涂炭” （《焚书－卷五》）。细观冯道一生经历，冯道将接济苍生和保全自身结合在一起尚说的过去，若说他一心拯救黎民百姓却有失偏颇。
现代颇流行翻案风，有不少文章正面评论冯道。历史学家葛剑雄认为，冯道走了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即“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乱世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这种说法，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情境，把现代人的观点空降于一千多年前的古代，难免会水土不服。
“宁为太平犬，莫做乱世人”，生在乱世是一种不幸，没有人愿意选择乱世。国家剧变，祸乱骤起，是变节还是坚持，确实是个很大的难题。我辈生在承平之世，很难有身临其境的体会。但历史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参照和范式。就以不算太远的明末为例，尽管有洪成畴、吴三桂这样的封候封王者，荣华富贵在手而一时风光无限，但我想，也许人们更愿把敬意送给袁崇焕、熊廷弼、左良玉这些身处逆绝境地仍不放弃的人，以及王夫之、顾炎武那些宁可终老南山也矢志不渝的孤独者。
解决方案5：
冯道(882-954)，是中国大规模官刻儒家经籍的创始人。字可道，自号“长乐老”。五代瀛州景城（今中国中部河北交河东北）人。后唐（公元923年～公元934年）、后晋（公元936年～公元940年）时任宰相。契丹灭后晋，到契丹任太傅。后汉（公元947年～公元948年）时任太师。后周（公元951年～公元959年）时任太师、中书令。曾著《长乐老自叙》。
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冯道为印行经籍标准文本，经皇帝批准由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等人任详勘官,李鹗、朱延熙等书写，依唐刻《开成石经》，并和经注合刊，开雕“九经”：《易》、《书》、《诗》、《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周礼》、《仪礼》和《礼记》，以端楷书写，能匠刊刻。
到了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五月雕印完成，历时22年。同时刻成的有唐代张参撰《五字》、玄度撰《九经字样》等书。因刻书事业由国子监主持，故史称“五代监本九经”，创官刻书籍之始。当时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对此，元王祯评为“因是天下书籍遂广”。印本后来失传。
六个皇帝的宰相——冯道其人其事